去年“六一”节后一天深夜，忽闻陈伯吹先生病危，翌晨即赶赴医院探视。目睹处于昏迷中的陈伯老，脑海里浮现起两个月前去他寓所时的所见：已是暖融融的春日，他却身着厚棉袄，往日里童颜鹤发的他，脸庞上的红润不见了，显得苍老憔悴；我告辞时，他执意和以往一样，送我至大门外夹弄转角处，我搀扶他步下台阶，他已是步履蹒跚。我深深地为这位耄耋老人的健康和生活悬起心来。如今老人终于病倒，且医生说，已少有转机的希望了。
11月6日，人们所期盼的奇迹终于没能出现，老人逝世了。屈指算来，陈伯老以九二高龄，与死神搏斗了整整半年之久，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呵！
儿童文学泰斗之誉，陈伯吹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以儿童文学为生命，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他心无旁骛，锲而不舍，为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写作长达70余年，并世无第二人。陈伯老创作和翻译了200多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哺育着几代少年儿童。生活俭朴的他，以毕生的积蓄设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影响广泛。生前正在实施的捐赠万余册藏书之举，也将惠泽于后世。而我，一个评论工作者心中最深刻的印象，则是我所景仰的一种品格———也就是与陈伯老顽强的生命一脉相承的、他同时作为儿童文学理论大家的坚韧。
大约在3年前，在一次庆贺陈伯吹先生从事创作70周年的研讨会上，我临时即席发言。我说，从儿童文学园林看，作为理论家的陈伯老，也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我说，仅从这棵大树的三个横断面，即可窥见其大家风范：40年代黑暗岁月里，他主持上海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就“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看到了一位理论家的敏锐与智慧；五六十年代“左”倾思潮不断泛滥之时，陈伯老提出“要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的后来被称为“童心论”并因此而获罪的著名观点，我们看到了一位理论家的造诣、真诚与勇气；而80年代，在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上，他与刘绪源、方卫平两位青年学者的争鸣，在近乎固执地不改“文学即教育”的初衷的同时，也首肯了青年人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精神，这里再次展现了一位老理论家的胸怀。
提到陈伯老的固执，实在说，某些问题如上述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从理论的发展上看，他的固执委实有“力挽颓涛”的意味。在儿童文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上，我与陈伯老也时有歧见，因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丝毫没有动摇我对陈伯老的景仰，因为陈伯吹先生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观点，早已成为我们整个儿童文学理论格局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谁也不可能抹煞的。陈伯老的固执，我以为也是他顽强的生命之光的一种折射。
应该说，晚年的陈伯老既是固执的又是大度的，他与文学见解相左者都私交甚笃。使我感到慰藉的是，前年秋间，他还信托我，由我按商定的内容，为他代笔写了辽宁推出的收入该省新锐作家作品的《棒槌岛儿童文学丛书》序言，他仔细过目并认真誊清。去年8月7日，人民日报以《造福于亿万儿童》为题转载此文，成为陈伯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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